广东革命周刊》等，大肆宣扬了吴绍霆英勇相救宋教仁的事迹。因此在吴绍霆的船靠岸上，码头上有不少市民前来迎接，高声欢呼吴都督的威名。

　　吴绍霆在民众面前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一面，一会儿挥手致意，一会儿拱手道谢。当他回到都督府之后，却立刻变了一副脸色，雷烈风行的召集了都督府参谋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，加强对革命粤军第三师的装备，以及第一师的重新布防，俨然是一副大战临头的趋势。这一举动引起了都督府上下的紧张，吴绍霆向众人做了一番局势的分析，认定迟早会有大变，众人只得遵从命令执行。

　　年初第一师全军更换了德式装备，退下的步枪暂时存放在军械库。吴绍霆很快派人联络了湖南衡阳的焦达峰，用单价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。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，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。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，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，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，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。

　　果不其然，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，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。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，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，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。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，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，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，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。

　　黄兴、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世凯。他们同时询问了宋教仁的意思。宋教仁在这个关键时候犹豫不决，既不愿意放弃北上组阁的宏愿，又对北洋政府阴谋手段痛心不已。黄兴并非不想一战，他这个时候脑袋很清晰，北洋派在过去一年早已做好了军事准备，革命军一盘散沙，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。通过法制制裁是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认清袁世凯的嘴脸，顺便争取更多时间来准备。

　　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意见不一，没有统一的主导指挥，导致全国各省左右不定。

　　三月十二日傍晚，北京总统府怀仁堂大总统办公厅十分热闹，各级政务官员对上海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。曹汝霖夹着公文包快步从大门外走了进来，穿过大厅里的众人，向内办公室走去。大家看到神色匆匆的曹汝霖如一阵风一般掠过，不禁有些好奇起来。不过曹汝霖中途没有任何停留，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，大家也无从开口询问。

　　来到内办公室大门口，侍从官看到是曹汝霖，并任何无阻拦，推开门让曹汝霖进去了。

　　袁世凯坐在总统办公桌后面，脸色显得很郁闷，甚至还带着几分火气。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搁着一根还在冒烟的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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