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塔丽早先一直不能确定要写什么。
因为第二帝国的覆灭,法国掀起了一股“打碎旧阶层”的浪潮,一批资产阶级新贵崛起,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、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，反应在文化领域，尤其是小说创作上，就是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反映社会现状、阶级矛盾的作品。其实这股浪潮早就开始了,《包法利夫人》就是取材于真实事件、经过艺术加工的反映现实的作品。
爱玛的命运代表了欧洲一小部分女性的典型命运：她们试图改变命运、提升阶层,天真又虚荣,愚蠢的相信“爱情”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但却遭到社会阶层更高的男性的无情戏弄和冷酷抛弃。
《康素爱罗》有一个童话式的结局，《包法利夫人》却冷冰冰的讲述了一个可悲的残酷的现实故事。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无不是反映阶级矛盾的作品,而这些作品的影响力是跟整个欧洲全民识字率提高分不开的。
印刷机的出现和发展引发了文化教育的大革命,印刷物变得廉价快捷,随之出现的报纸这种媒体形式成了最受欢迎的普及读物,大仲马是最早得益于报纸普及的作家，他收入不菲,产量极高，与维克多·雨果、巴尔扎克、乔治·桑是同时代最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作家。
写小说可能会小富,但要做到一本暴富，为数极少，只有不停的写作才有可能。福楼拜的作品不多，是因为他有庄园的收入,所以经济压力不大；他没有一心想进法兰西学士院的野心,功利心不强,也不喜欢政治，总得来说是比较佛系的。
说到阶级差异，维塔丽深有感触：历史上的阿瑟·兰波不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一直折腾不已吗？还有梵·高。兰波家和梵·高家虽然是温饱不愁，但困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的经济不佳，两位天才都无法一直专注艺术。
左拉虽然早年在书店做小职员，可100法郎的月薪也足够他一个人在巴黎生活，要知道，1300法郎的生活费足矣维持一家四口在巴黎过上饿不死的日子，就知道这个时代的法郎购买力还是相当可以的。左拉一年有1200法郎的薪水，一个人肯定能过的不错。不过当然了，谁会嫌钱多啊？钱么，当然是多多益善，而当他明白写作可以一夜暴富，怎么可能不为此而努力。
而像家里有点社会地位、经济不错的王尔德、福楼拜、塞尚、德加等人，都能专注的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或行业，成名成家，衣食无忧，艺术生命更为长久。
要是能活到60岁，谁想30多岁就去见上帝啊？
维塔丽一直在为如何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而苦恼。
这年头，出版诗集实际是很少能赚钱的，像拜伦那样，在英国出版诗集第一版就能卖出1万本，也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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