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根本扯不上关系。说到底，就是一群公子哥儿们争风吃醋，互相之间别苗头的举动。

　　阮大铖因为笔下来得，善于诗词戏曲，家里的戏班又是一时之冠，难免在南京城中风头太盛。于是，不管是复社四公子也好，还是秦淮四公子也好，都看他不顺眼了。

　　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“明末四公子”中人——陈贞慧、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，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、大儒黄宗羲、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。

　　阮大铖自认为宦途失意，同时又为了躲避中原战乱，便从安徽怀宁老家到留都南京居住，编演新戏，交结朋友，声歌自娱，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。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，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，方入张岱、文震亨等人之法眼，包括史可法、范景文等人，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。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，也毫无陈贞慧、吴应箕等人所说的“恫喝”嚣张之意，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。不料，顾杲、吴应箕、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，心想秦淮歌妓、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，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。

　　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八月，他们写了一篇《留都防乱公揭》广泛征集签名，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，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。阮大铖挂名“钦定逆案”，有口难辩，一败涂地；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，功德无量。

　　这件事的起因，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也自己说的很清楚。“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！”

　　在其《书事七则》中有一章《防乱公揭本末》记叙颇周，其曰：

　　崇祯十一年戊寅，吴次尾（吴应箕）有《留都防乱》一揭，公讨阮大铖。大铖以党崔、魏案论城旦，罪暴于天下。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，南中当事多与游，实上下其手，阴持其恫喝焉。次尾愤其附逆也，而呜驺坐舆，偃蹇如故；士大夫繾绻，争寄腹心，良心道丧。一日言于顾子方（顾杲），子方曰：“杲也不惜斧锧，为南都除此大憝。”两人先后过余，言所以。余曰：“铖罪无籍，士大夫与交通者，虽未尽不肖，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，使一点破，如赘瘫粪溷，争思决之为快，未必于人心无补。”次尾灯下随削一稿，子方毅然首倡。

　　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，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狗屁逆案，也不是其他什么事，乃是阮大胡子区区一个戴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，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待着，却四处交游，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，大家竟然还非此不欢；而“流传演唱，与东嘉、中朗、汉卿、白、马并行”，又得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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