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江南地区的识字率，不仅相对于古代标准而言算高的，即便放到之后来看，也足以让人称道，起码胜过民国平均水平是没问题的。

　　虽说这种比较多少有点“田忌赛马”的嫌疑，但考虑到两者之间四百多年的差距，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。

　　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，据程刚自己的分析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，还是得归咎于江南一带发达的工商业和较高的城市化率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。

　　老百姓总是最实际的，如果说读书认字不能为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或便利，那么又何必去白费那个功夫呢？

　　对于当时的中下层人民而言，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几年蒙学，花费确实不小，但只要能写会算，就可以进城当个学徒，至少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，这便是最初的动力来源。

　　而越来越多的识字人口，又带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，拉低了受教育的成本，如此只需局势一直向好，便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

　　当然，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不存在一直向好的情况，随便一个灾荒或者动乱都可能打破当时脆弱的平衡，偶尔出现的景气时代并不能用来说明今不如古，只能能作为佐证的参考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直通用的，建国后平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那时飞速的工业化，而其中一段时期的增速放缓，则同样可以归因于此。

　　至于为何土共扫盲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，则主要源于对农村基层的深入变革。

　　拿到平分而来的土地后，农民对土共的支持堪称空前绝后，而随时可能失去土地的压力，也让他们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。

　　当所有人都知道要保卫属于自己的革命果实时，无论做什么都动力满满。

　　于是这股热潮便被顺势引导，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被集中到了军事领域，但也有不少汇入工业、教育等方面。

　　尤其是等到根据地日渐成了气候，工厂、学校、医院乃至军队，都对识字人口产生了极大的需求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于受教育的迫切渴望。

　　而这些景象，在连一名大学生都可能找不到一份糊口工作的民国时代，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所以无论个别人再怎么呼吁，甚至亲身下场实践，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眼下闭塞落后的局面。

　　再说回来，程刚给鲁树人看的调查报告，就详细记载了目前各根据地的文盲情况。

　　建立且开发较早的湘赣、赣南两地，虽然一直承担着战争的压力，但基础教育事业还是没有落下，如今已经与同地区建国后一到两年的水平大体相当，甚至在某些领域还略微超越。

　　说实话，这番比较看起来是有些寒掺，毕竟从程刚穿越到槿甘山起，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，即便按到达锐京算也有四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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