源、宝昌和多伦四县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国内纷纷响应。

　　但如此行为也引来了多方针对，首先自然是向来强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常委员长。

　　同盟军打起旗号之后，这位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冯遇祥冒名抗日，不仅立即下令封锁平绥线，截断了同盟军的经济后援，并给捐款接济冯遇祥的朱庆澜冠上了贪污罪。

　　最后常凯申甚至直接让北平、晋省等地的部队向察哈尔进逼，同时又派出大量特务前往同盟军中联络各方将领，使得这支本就难以团结的部队更加离心离德。

　　其次的麻烦则是日本人，必须强调的是，之前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，除了在多伦县曾与当地伪军爆发过激战外，实际并无太多硬仗。

　　这里主要也是日军拿下热河不久，又在长城一线与夏国军队一直战到5月，加上东三省内部的烽火也远未熄灭，所以能够派到草原的兵力尚且有限，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伪军为主。

　　比如同盟军进攻多伦时，此地驻守的就是一支约6500人的伪军部队，再加上由20多名日本人，三辆装甲汽车组成的特设队。

　　所以，虽然同盟军最后成功拿下了多伦，但这点损失对于日军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

　　反而是同盟军这边，不像日伪军可以由后方的关东军第四骑兵旅团派出骡马队补充给养，同盟军的物资基本上用一天少一天，而常凯申的封锁就更是使得局面雪上加霜了。

　　等到了8月，日伪军兵分两路卷土重来，负责前沿防线的吉鸿常部奋力抵抗，勉强迟滞了敌人的攻势。

　　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，经费耗尽，外援无望，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，内部不稳，最后不得不解散了同盟军司令部。

　　本来其实可以不止于此，因为就在张垣南面便是红五军团开辟的根据地，刚刚白手起家的穆虎三再穷，省出点物资接济同盟军也是够的。

　　但恰逢此时，苏联方面横插一杠，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。

　　应该说这时期的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，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，对于土共的态度就不提了，现在两边还未达成完全的信任，只是勉强做到了互通消息。

　　而在其他军阀的问题上，苏方先是答应冯遇祥可以从外蒙提供一定军火作为补给，后来却不知怎的又没了消息。

　　而就在同盟军成立后不久，《真理报》便发表评论，声称：“冯遇祥虽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‘保卫祖国，免受日本侵略’的外衣，可事实上，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。”

　　当这份评论后来被传到土共中央时，只得到了李润石的一句评语：“不知所云！”。

　　但现实总是戏剧化的，从六月底开始，先是遭殃军对多处南方根据地进行大范围围剿，然后是东北军进攻陕北，这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国内同志的心弦，也让收到消息的苏联变得愈发敏感。

　　或者说这两年苏联一直都相当敏感，自九一八之后，他们就对日军的行动极其警惕，忧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场景再度上演。

　　对于日方，苏联首先将本应由夏苏共管的中东铁路，直接出售给了所谓的“满洲国”，以避免与日军的冲突。

　　随后，苏联又向土共发来指示：“推翻果党统治将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先决条件。”

　　随即国内也有一些教条主义者，武断地把整个国民党看成是毫无区别的铁板一块。

　　霎时间各种奇葩言论层出不穷，把果党内各个派别分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

　　对那些发表抗日反常言论，甚至率部抗日的将领，认为他们是打着“抗日反常旗号与常争夺地盘”、“欺骗民众的把戏，实际上是充当帝国主义的“奸细。

　　而在即使在抗日的果党军队中也必须搞“要兵不要官的“兵运”。

　　（下面还有，稍等再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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