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，自从枫树桥一案之后，整个申城都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，情报处的那些特务，一方面受到上级的逼迫，不得不出动剩余的人马大肆搜捕，一方面又对共党的力量颇为畏惧，以至于一番运动下来，也不过雷声大雨点小。

　　倒是报纸上一直都些烂七八糟的报道，基本没几个贴近事实的，大多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胡乱编造的内容。

　　不过为了谨慎起见，中央机关的一些活动还是被控制住了，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风险，包括作为此时中央实际主持人的伍翔宇和李利叁，也尽量减少了外出和开会的频次。

　　当然了，随着刘懿的到来，对于红四军这个当下组织掌握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，中央的同志自然是尤为重视，否则也不会伍翔宇也不会第二天就前去见面。

　　除了伍翔宇之外，李利叁同样也是第一时间就知晓了刘懿的到来，在伍刘会面后的第二天，他也与刘懿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。

　　刘懿离开闽西时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随身没有携带任何相关的文字材料。

　　若按历史上的办法，来到申城后，他必须全凭记忆，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，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，写成一份份报告书——这便是著名的“五万言报告书”。

　　但这回刘懿相对要轻松不少了，因为程刚之前就带来了大量资料，这些都是前委的同志们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方才统计完善而成的，最后又由李润石一一审核。

　　这些资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、组织编制、政治工作、政策策略、斗争艺术都作了极为准确的叙述，所以在刘懿到来之前，伍翔宇就已经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情况。

　　当然了，即便如此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中央这边肯定需要跟刘懿再次确认一遍的，而且因为程刚身份的特殊性，现在他的信息暂时还被伍翔宇封锁在了特科内部，只有陈耿等少数几人知情，其他人顶多知道些凤毛菱角。

　　至于中央的其他同志，现在则只有李利叁等高级干部得到了通报，包括那位已经差不多被架空的向总书记，也没有任何人主动告知他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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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根据程刚与伍翔宇的约定，这样的保密措施将会继续保持下去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算是伍翔宇对他的最大让步了。

　　所以要讨论红四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，刘懿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，后面还需要他向政治局汇报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将会由他和李利叁、伍翔宇三人一起，起草对赣闽根据地的新一轮指示。

　　程刚等的就是这封“九月来信”，掌握飞行航道的他就是最佳的信使，可以第一时间完成信息的传递。

　　——“永远不要低估一辆装满磁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小货车的传输带宽”。

　　别说与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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