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十月革命之后，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急需迅速根治战争的创伤，全面恢复经济建设。

　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很差，无政府主义泛滥，用列宁的话说，就是‘严重的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’。

　　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必须解决经济管理工作无人负责的问题，所以才正式提出了一长制思想。

　　他指出:‘任何大机器工业——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、生产的泉源和基础一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，以指导几百人、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’。

　　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，其实要比列宁同志要轻松不少，一个是需要管理的区域较小，二个则是组织架构还算完整，不至于落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，三个嘛，我们也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。

　　当然相应的劣势也不少，缺乏工业基础，缺乏受教育人口，还需要面临严峻的军事挑战，这些都会是迎接我们的拦路虎。

　　但不管怎么说，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要团结起来，要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。

　　怎么做到这一点？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。”

　　深夜，李润石、王凯、程刚三人坐在一起，一边总结今天会议的情况，一边做着进一步的沟通。

　　从下午一直吵到晚上的会议，从结果上来说有点不尽人意，一时之间也没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，大部分同志对于当下严格的政治环境颇不习惯，对于党的工作存在不少怨言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如果换成十年后的那支军队，他们恐怕只会觉得这时的党组织存在感太过薄弱，还需要再继续加强，否则战斗力难以保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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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是对于眼下的红军指战员而言，他们既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也对即将来临的严峻局势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，反而被接连的胜利给拖住了继续前进的脚步。

　　正如白天李润石吐槽的那样，当革命陷入低潮时，就认识到必须团结在党组织周围，而当到了高潮时分，又一个个觉得自己能耐了起来。

　　只是现在仗还在继续打着，靠着敌人暂时的虚弱和还算充足的后勤装备，红军继续保持着不错的胜绩。

　　但在这胜利的背后，各种思潮也在暗自涌动。

　　有的人只想着四处流动，而不把心思放在争取群众上，指望靠‘招军买马，招降纳叛’来扩大队伍。

　　有的人执行军法松懈，三令五申之下，依旧有针对战士的肉刑存在，在地方上，也屡屡发生烧屋行为，对于党组织的管理，要么怨声载道，要么置之不理。

　　有的人不习惯约束，便提出所谓“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”、“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”等口号，并且将军事与政治彻底对立，下意识地排斥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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